舒同的大名，我早在上初中時便很熟悉了，因為他不僅曾任山東省委書記，而且是位大書法家。但真正有緣認識他，並在書法上得到他賜教，卻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中的一段特殊經歷。

　　1967年8月的一天，舒同被山東師範學院一個叫「衝鋒號」紅衛兵組織從山西揪來，關在體育系宿舍樓的地下室裡。那時，我是師範學院英語系物理學，平時常與幾名愛好書法的同學一塊摹舒同的字。

　　兩天後的一個下午，下著大雨，我們五六個人相約去看舒同，碰巧看管舒同的紅衛兵不在，我們便順利地進入了地下室。有間屋子的門上貼著「打倒三反分子舒同」的標語，「舒同」二字用紅墨水打了個叉，我們知道這是關押舒同的房間，便輕輕地推開門，只見一位身材不高，留著寸，精神矍鑠的老人，正在200瓦的大燈泡下揮汗書寫毛主席的《七律﹒長征》，用的是寫大字報的普通白紙和廉價的大號毛筆，墨汁盛在一隻大白碗裡。見我們進來，他停住筆客氣地讓座，說：「小將們讓我寫毛主席詩詞。」我們都會意地笑了。我說：「您寫吧，我們是來玩的。」他便接著寫，龍飛鳳舞，字字蒼勁，正是我們所熟悉的舒同字體，他一連寫了三張才擱筆。

　　起初，他對我們不瞭解，說話很小心。我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告訴他，造反派都是「響噹噹硬梆梆」的「紅五類」，很神氣，我們幾個都是「黑五類」。造反派與我們界線分明，不讓我們參加他們的活動，我們只好每天到圖書館去看書、寫字。其中還講了造反頭目的一些笑話，如把「紅彤彤」念成「紅丹丹」之類，舒同啞然失笑。談了一陣，他對我們不再戒備了。那天，他談了好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要我們關心國家大事，不要消沉；要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一定會將這場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無論什麼時候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講政策，不能亂來；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絕大多數青年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最後，他還引用了元好問《論詩三十首》中的名句「縱橫自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教育我們要有獨立見解，不可盲目隨大流。一席交流，他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認為，他有遠見卓識，而且平易近人，非常關心青年一代，不愧是黨的高級幹部。

　　第二天下午，我獨自來到地下室。恰好看管舒同的是我同班的一個女同學，我便徑直進了舒同的房間。舒同正面對著牆壁活動身體，聽到門響，他轉過頭來，見是我，很高興，馬上請我坐上。他桌上攤著一疊橫格雙線稿紙，鋼笑橫躺在稿紙上，一個字也未寫。我問他：「他們沒為難您吧？」他說：「那個頭目很凶，要我交待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山東工作時的『罪行』，揭發譚啟龍，承認當時山東省委把王效禹打成右派打錯了。」我說：「這可能是秉承王效禹的旨意。」他說：「一是實事求是，二是堅持原則，三是檢討錯誤。我只有工作方面的錯誤，絕沒有『三反』罪行，搞逼供信也搞不出他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又談了些別的。我問他身體怎麼樣，他說有點拉肚子，但不是痢疾。我就到院衛生科去要藥，等我回來時，房間裡聚了八九個同學，舒同正揮筆寫毛主席詩詞。我知道這些同學是來索字的，便把藥往桌子一放，大聲說：「醫生讓你趕快服藥，否則，再拉下去，人就會脫水！」那些人趕緊說：「我們不知道您拉肚子，對不起，以後再寫吧！」他們退出了房間。舒同說：「你不怕他們找你麻煩？這裡面有三四個紅衛兵呢。」我說：「來您這兒的，都是仰慕您的書法的，他們不會為難您。您身體好的時候可以寫，身體不好時，對他們明說，他們會體諒您。」捨同這才放心了。

　　舒同吃了藥，我讓他臥床休息。為了不讓人打擾他，我讓看門的女同學對來人一律擋駕。

　　從此，我幾乎天天去舒同的房間，有時幫他提水、打飯，有時幫他買點日用品或吃的東西，還幫他發過幾封信。自然，他也在書法上對我進行指點。他不讓我練他的字體，建議寫行草。他說我似乎更適合學習行草。

　　舒同在山東挨批斗期間，應學生之請，書寫了大量的毛主席詩詞，但一律未加題款，也沒有署名。普通同學來索字，他是有求必應；而對那些態度蠻橫逼他寫字的人，他以種種理由推托。因而有的紅衛兵頭目不得不托普通同學去索字。

　　舒同被揪到山東後，前一個多月未拉出去批鬥，被關在地下室裡寫交待材料。其間，他曾不止一次向我詢問譚啟龍的情況，我都一一告訴了他。他總說，譚啟龍是紅小鬼，是好同志，毛主席瞭解他，他一定會得到毛主席保護的。

　　舒同的批斗會，我大多都去旁聽了。他每次都帶著筆記本，對一些人的發言作扼要記錄。他對自己任中共山東省書記時的錯誤，自我批評很誠懇，從不推卸責任。但對那些不顧事實胡亂「揭發」原山東省委「罪行」的言論，他旗幟鮮明地給予駁斥，而對於誣蔑他個人的不實之詞，則輕蔑地一笑置之，並不辯解。對譚啟龍，無論造反派怎樣威逼，他始終不說一個字。

　　有一次，在批斗會上，造反派頭目要他承認山東省委當年把王效禹打成右派打錯了。他朗聲宣稱：「山東省委當年可能打錯了不少右派。但王效禹決沒有打錯，王效禹是貨真價實的右派！」一言既出，四座皆驚。自然，他付出了代價，受了皮肉之苦。造反派頭目當場對他拳打腳踢，他幾乎都站立不住了。會後，與會者（包括一些紅衛兵）很佩服舒同的原則性和骨氣。當晚我去看他，埋怨他不該硬幹，他不以為然地說：「大不了王效禹把我關進班房裡去！你等著瞧，別看他現在不可一世，他長不了，毛主席早晚會發現他不是好東西。」果然，王效禹兩三年後就倒台了。

　　這次批斗會後，造反派對舒同的批斗升級了。大會、小會一個接一個，有時竟一天批斗三次，而且，看管也嚴了，不允許外人與舒同接觸，我只能趁我的女同學值班時去看他。我一去，他便與我談書法，有時讓我寫給他看，他作點評，有時他給我示範某個字怎麼寫。在他的指點下，我的行草水平進步很快。
1968年6月初，舒同被山西方面要回去了。由於事前沒有任何消息，走得突然，來不及通知我，他讓女同學帶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了他的一個朋友的地址。在那個年代，我也不知道他回到山西吉凶如何，故一直未寫過信。

　　粉碎「四人幫」後，從報上看到他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甚感欣慰，曾幾次動過給他寫信的念頭，但考慮到他工作忙，再者又沒什麼事，不想打攪他，便始終未動筆。

　　現在，斯人已作古，但其作品與精神將長駐人間。每當我欣賞舒同書法時，他的音容笑貌便浮現在眼前；每念及曾在書法上得到他指教，更是感到不勝榮幸！　

　　　　　　　　　　　　　　　　　　　　 　　　　　　---摘自《美術報》
　　　　　　　　　　　　　　　　　　　　　　　　 　　　200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