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經常受到邀請去參加一些與文學沒有關係或者是沒有直接關係的會議。如推廣生物肥料的會議，營造幸福家居會議。當我問到會議的主辦者為什麼要邀請作家與會時，他們基本上都是這樣回答：為了熱鬧。於是我明白了，所謂作家，不過是一個到處湊熱鬧的角色。我來台北參加這個出版界的會議，依然是一個湊熱鬧的角色。我知道前幾年，台北曾經召開過一個美食與文學的關係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人一邊品嚐著天下的美食一邊討論文學，這大概是地球上最美好的一次會議，但會議的主辦者偏偏把我這個世界上最饞的人給忘記了，這件事至今讓我耿耿於懷。我的一個參加了這次盛會的朋友，受到會議精神的啟發，寫了一本才華橫溢的著作，題目叫做《完全壯陽手冊》。這是一本充滿了想像力的食譜，其中有一道名菜叫作：南山猛虎，使用的材料是：孟加拉虎鞭一根，醃梅子兩個，青紫蘇四片，海苔一片，米兩杯，紅酒少許。吃了這道名菜，一個原來像麵條一樣軟弱的男人，馬上就會發出這樣的怒吼：「如今我是老虎，蹲在危崖上等你!」
◆幾年前，我受到一個朋友的邀請，到河南鄭州去參加了一個「紅高粱挑戰麥當勞」的研討會。所謂的紅高粱，在這裡既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也不是酒也不是農作物，實際上它是流行於河南一帶的羊肉燴面。我的那位朋友原先是一個大學的哲學教員，他的特長就是把最普通的事物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他把麥當勞上升到哲學高度後，麥當勞就不再是土豆條和炸雞腿，而是西方霸權在中國的橫行，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為了抵抗這種文化侵略，他就把大碗的羊肉燴面變成了紅高粱，然後又把紅高粱上升為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徵。他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口號：哪裡有麥當勞哪裡就有紅高粱!他不惜重金，在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麥當勞快餐店的對面，租了一處房子，開辦了一家紅高粱快餐店。這件事在北京一時成為熱點，許多媒體，都在最顯要的位置和時段上，發表了紅高粱挑戰麥當勞的消息，這些文章和節目都帶有很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充滿了火藥味，好像要借此昭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蒙受的所有恥辱。在媒體的鼓噪吶喊下，去紅高粱吃羊肉燴面就不僅僅是為滿足口腹之慾，而是一場抵制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愛國文化運動。隨著北京分店的開張，幾十家紅高粱快餐店在全國各地紛紛開張。我的朋友這時已經不屑於管國內的事情，他帶著一個考察團，去世界各地考察，談判，租房子，準備在外國開紅高粱分店。這就是說，我們不僅僅要在國內用我們的羊肉燴面抵制外國的麥當勞，我們還要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用羊肉燴面為我們的燦爛文化爭光。
◆在那次會議上，因為我是小說《紅高粱》的作者和電影《紅高粱》的編劇之一，所以受到了特別的禮遇。在開會期間，別人面前是一杯茶，我的面前卻始終放著一碗熱氣騰騰的紅高粱牌羊肉燴面。直到現在，羊肉燴面的味道還在我的唇邊繚繞。
◆當時，河南一個作家張宇對我的那位朋友說，你什麼紅高粱，什麼飲食文化飲食哲學，說到底還是一碗羊肉燴面!你如果真的尊重作家，尊重知識產權，就把莫言面前那碗羊肉燴面給他撤了，然後給他換一個五萬元的紅包。我的朋友聽了張宇的話，過來徵求我的意見，他說：莫言兄，現在有兩個條件供你選擇。一個條件是，我給你一個五萬元的紅包，但從此你跟我的「紅高粱環球公司」就沒有任何關係了。另一個條件是，我送你一張至尊貴賓卡，你拿著這張卡，無論走到哪裡的紅高粱快餐店，都可以免費吃一盆羊肉燴面。接下來我的朋友就向我描繪了他的宏偉藍圖，他要在世界上創辦十萬家紅高粱快餐店，第一步做到：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要有紅高粱快餐店；第二步要做到，凡是有人類的地方都有紅高粱快餐店。甚至可以在俄羅斯的和平號空間站上開一個小分店。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那張至尊貴賓卡。我當時想，拿著這張卡，可以走遍天下而無飢餓之憂。而且每個店都會像迎接祖師爺一樣迎接我，那樣的榮耀和幸福，區區五萬元哪能買到呢?
◆我揣著這張卡回到北京，去王府井紅高粱快餐店吃了一碗羊肉燴面，來回的票花了四十元，而一碗羊肉燴面只值五元。我一想這實在是不划算了，我不能為了滿足虛榮心打車去吃羊肉燴面了。
◆不久，紅高粱連鎖集團連鎖倒閉，我的那位雄心勃勃地想把羊肉燴面變成民族文化的朋友也因為經濟犯罪而鋃鐺入獄。一個想在和平號太空站賣羊肉燴面的天才，在和平號沒有隕落之前就提前隕落了。這件事讓我的心中至今沉痛，當然與沒要五萬元錢有些關係，但不是主要的。
◆通過回顧我的這位充滿浪漫精神的朋友的創業經過，我得出了幾條結論：
一，人不論在什麼時候，最好不要去扮演挑戰者的角色，但你要做好準備，隨時迎接別人的挑戰。
二，最好不要有意識地扮演什麼新角色，想扮演新角色的人往往是舊角色，而不想成為新角色的人，也許在不經意之間就成了新角色。
◆我認為華文出版人在新世紀裡不可能扮演什麼新角色，挑戰是存在的，但這挑戰不僅僅是對著華文出版人的，而是對著全世界各種文字的出版人。我指的是網絡和電子出版物對傳統的紙張印刷出版物的挑戰。但就像影視作品雖然奪走了大量的在書本上閱讀的眼睛但並沒有也不大可能奪走全部的眼睛一樣，方興未艾的電子出版方式也不大可能完全取代用紙張印刷出來的書。
◆面對著已經開始的挑戰，我認為傳統的出版人保存自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停止進步，甚至是大踏步地後退，一直後退到線裝書甚至是竹簡或者木牘的時代。當然這是不大可能的。有了飛機和火車之後，誰也不大願意騎著馬長途旅行。但正因為這是違背常理的行動，所以，一個在技術上追求落後的出版人，很可能就是一個最前衛的先鋒出版人，甚至是一個出版藝術家。譬如洪範書店的老闆葉步榮先生，幾年前出版我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時，就堅持要用鉛字排版印刷。用鉛字排版成本高，週期長，分明是不合時宜的。但葉老闆堅持這樣做，為什麼呢?昨天我見到葉老闆，得到了答案，葉老闆說：不為什麼，就為了好看。但昨天下午葉老闆也說，他也頂不住了。從今年開始，洪範也要用電腦排版了。我希望葉老闆姑且先用電腦排版，等出了暢銷書賺了大錢後，再改回鉛字排版，而且要大加宣揚，讓所有的讀者都知道，洪範的書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用鉛字排印出來的。
◆我相信總有一天人們會對科學技術的瘋狂進步表示反感，當然，從眼前的利益來看，科技的進步使人們的生活大大地便利了，使人們的活動空間大大地拓展了，使人的壽命大大地延長了，但從長遠利益來看，科學技術的進步最終會導致人種滅絕。
◆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一切價值的貶值呈現一種加速度的狀態，道理很簡單，很容易得到的東西，自然也就不珍貴。我的家鄉多年前就用紅薯餵豬，但現在城裡的紅薯賣得比豬肉還貴。《紅樓夢》等經典名著之所以那樣有名，難道與那時的出版極其不易一點關係沒有嗎?大陸在「文革」前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不超過十部，所以每部書的出版都是一件大事，印數動輒數百萬。現在的長篇小說我認為在質量上遠遠超過了「文革」前，但印到十萬冊就是暢銷書，這與書太多了不能說沒有關係。而圖書的大量出版，與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退回去幾十年，說某個人出版了一部小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現在，中學生在出書，小學生也在出書，用不了一年，連幼兒園的孩子也會出版長篇小說。我現在已經在某些媒體上看到了狗貓出書的苗頭，一個叭兒狗，寫了一部艷情小說，出版之後，成為了暢銷書。
◆面對著技術進步的壓力，面對著金錢和利潤的壓力，新世紀的出版人實際上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瘋狂地追趕，一條是大踏步後退。其實，出版家面臨著的問題，與作家面臨著的問題十分相似。我的策略是，避開熱鬧的地方，回到民間，回到傳統，回到邊緣地帶。這個戰略，實際上是以退為進。當大多數出版家都去追趕新潮流時，我希望能有幾個或是一個出版家毀掉電腦，退後到木版印刷的時代，專門出版那些不合時宜的著作。
摘自《北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