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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30
市場報
書法,作為中國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藝術,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謂是其他藝術形式難以與之媲美的。書聖王羲之的名字,可能比畫聖吳道子的名字要響亮得多。然而,在歷來的書畫市場中,它卻始終處於位高價卑的尷尬處境。相比較而言,中國畫,好像總是以其「賞心悅目」的「形象」撩撥著收藏者和投資者的出手欲,甚至就連「不起眼」的印章藝術——雖然收藏者十有八九不解其堂奧,卻因其系田黃、雞血、封門青等「質地」因素,在一定的市場角逐中竟也與國畫作品平分秋色。
近十年來的市場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古代名家書法名跡才會偶爾露崢嶸,尤其是在去年秋季,成績最為輝煌,如:張懌伯手稿《鎮江淪陷記》在匡時以1198萬元成交,董其昌的手卷《草書杜甫詩》以1232萬元在北京榮寶2007年秋拍成交,王鐸的《草書詩卷》在西泠印社2007秋拍中以1691.2萬元成交,成為西泠印社拍賣史上價格最高的作品,並同時成為2007年國內拍賣成交價最高的書法作品。而現代書法家(多半是書畫兼長的畫家)基本已經謝世,如郭沫若、弘一、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溥儒、沈增植、沈尹默、於右任、林散之、啟功等人的作品,價格指數一般都維持在數十萬元之內,其中又多半在數萬元及至數千元之間振蕩。當代書法,雖時有「佳績」,然皆因人為因素甚至不乏自我炒作之嫌。因之,書法這一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藝術就這樣在書畫市場裡不得已的扮演著別彆扭扭的角色。
「佳書不如孬畫」潛意識不可低估
「佳書不如孬畫」的潛意識在藝拍市場的作用力不可低估。所謂「佳書不如孬畫」,在人們的欣賞意識裡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這是人們對書法作品的認識和理解「有待提高」,過分地「埋怨」收藏者的收藏意識和收藏品位,可能對激活人們在偏愛國畫的同時重新認識書法作品的藝術價值的「死結」會或多或少有那麼一點適得其反的負面作用。
如果拿林散之、啟功二位先生為例,他們都是以其書名享天下,雖然他們的書作為收藏家所青睞、所追捧,然在人們的收藏意識裡,如果面對他們的畫作可能會義無反顧地加大籌碼去收藏,甚至在收藏家的潛在心理上,與其花錢投資其書,不如以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位收藏其畫,這是無可厚非的。終究畫作的藝術元素符號較之書作的元素符號更能撩撥各階層人的審美感悟。儘管這與我們在梳理書畫篆刻藝術史時「得出」的百年之內可能會出現百餘位可以享大名的畫家,不見得有數位能經得起「死亡淘汰法」淘汰的書法家的「結論」相違背,但是,人們「重畫輕書」的收藏和投資意識是難以改變的。
也正因為市場因素和人們的「重畫輕書」的潛意識作用,很多原先以書、印名享天下的書法篆刻家也拿起了畫筆,繼而又享有畫名,如韓天衡、王鏞等。
這,不足為怪。歷史上的吳攘之、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來楚生諸先賢,又有哪一位不是以其雄厚的書法、篆刻藝術的修養構築了他們後來傑出的繪畫藝術的審美體系?又有誰能強求收藏家對以上書畫篆刻俱能、皆精的書畫篆刻家的書、畫、印作品作等價收藏?
誠然,書法,作為一種承傳千餘年的國粹藝術,它的內涵和意蘊自古以來並沒有失去其應有的欣賞者,「高處不勝寒」的特殊位置,又使得它自始至終沒能像繪畫那樣擁有廣泛的受眾。就像國粹京劇,其唱、練、做、打,一招一式無不功深百練、奧妙無窮,但它的自發的「票房指數」較之其他演藝形式卻相形見絀得多。對此,我們能說我們的觀眾沒有藝術品欣賞力嗎?
書畫藝術面臨新媒體藝術擠壓
不同的時代構成不同的時風,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
有人說,繪畫在21世紀已經不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藝術領域了,即使在20世紀後半期的西方,除了裡希特、佛洛伊德等有局部突破之外,大部分都沒有什麼前途。21世紀最有前景的是新媒體藝術,這在國際藝術界幾乎是一個公認的常識。因此,很多重大的國際藝術展也已經不將繪畫放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了。繪畫藝術都面臨著新媒體藝術的擠壓,書法藝術的前景也就不難想像了。
儘管我們為中國的傳統書法走向世界做過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歐美各國博物館也典藏有大量中國古代書法精品,甚至歐美也不乏深入細緻研究中國傳統書法的專家學者,可事實上,中國的傳統書法就像一個遠古生命的「化石」,珍貴而不復再生,這就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中國書法,只有中國人能欣賞。所謂「只有中國人能欣賞」,就其實質是因為中國書法藝術未能被各國人民廣泛接受和普遍「運用」的別樣的自我安慰。中國書法這一曾經輝煌的「民族的」藝術表現形式,最終沒有驗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我們重複了很久的名言。
書法藝術怎能讓官說了算
任何藝術形式都要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其創作理念以及表現形式要符合現如今人們的審美需要。相對於繪畫而言,當代書法的語言符號卻顯得不是「與時俱進」,承傳派和革新派的無序「交火」,「死寂」和「怪誕」、「學究」和「無知」充斥著書壇。可品、可讀、可賞、可藏的書法精品難以產生。
更為糟糕的是,當代書法藝術在「官本位」隱形「權力」的作用下,它被「姦淫」的滿臉晦氣,而市場對「書法價位」的認知竟形成這樣一個荒誕的格局,即:書協職位越高,書法作品價位也隨之增高。這一源於「位高權重」的官場惡習的「位高字貴」現象,其侵蝕的惡果使得書法藝術在如火如荼的藝拍市場的尷尬處境就越發凸現出來。
在市場社會中,官場腐敗的「磁場」作用對學界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也是不可迴避的,終究,「主席」、「院長」等藝術官位相對於中國數百萬書法大軍,還是極為稀缺的。所以一些擁有那些顯赫地位的人也就隨之成了「權威」、「大師」,這就是我國現行體制所衍生的「政治地位=學術地位」的怪胎。殊不知,怪胎就是怪胎。怪胎的再度繁衍,其結果只能是大量繁殖弱智和低能兒。
書法藝術豈能遊戲
儘管我們一再強調在中國藝術文化史上,中國的書法藝術地位是非常之高——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是自從人們的審美意識和審美需求進入現代化以後,中國書畫藝術意蘊與西方世界藝術趣味的衝突卻日益加大。有人將眼下的中國書法處於一種逆境(正在被不斷貶抑和自我輕視、在當代生活中與西方流行文化相比似乎無足輕重)的責任歸咎於西方一體化的文化偏見,我以為這是不客觀的自我推卸責任。我們應該正視這些年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為什麼書法藝術會變成了專業書家保留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一種「自淫」的努力以及諸多離、退休老人安度晚年的「夕陽紅」的遊戲玩意?這般的「兩個極端」能不使得書法藝術的內在的文化精神失傳和落空?書法藝術在當代文化轉型中能不遭遇到這樣的價值判斷和貶值?
容我直言,把傳統的書法藝術僅僅局限於藝術範圍內或寄希望於協會、展覽等等活動,那將是一種狹隘文化視野的表現。
傳統書法藝術,歷來都是文人墨客的餘事,雖說歷代書法家(所謂「書法家」也只是民國以來的說法)在實際書寫的同時不斷提煉漢字書寫的法理、意趣,但大多是(除「宮閣體」外)自我的修心養性,而非為了謀取「主席」、「常務理事」等「官位」。「餘事」的屬性,使得他們自始至終都是「業餘」的書家。
應接不暇的書法展覽、比賽,無一例外地引誘和刺激著想出人頭地、成名成家的書法大軍。這一看似可以推動「書法藝術發展」的活動,實際上是在加速著「書法藝術」的死亡。
傳統書法藝術冰火交炙
應該說,中國傳統書法藝術在今天看來,無疑正處在一個冰火交炙的歷史時期。史無前例的「轟轟烈烈」的背後,正凸顯出書法趨向低俗、荒誕的災難期。長此以往,書法藝術的法理、意趣必將被踐踏的蕩然無存。概言之,真正的書法藝術不是「展」出來的,也不是「賽」出來的,而是通過積累與之相關的文、史、哲、美學知識「養」出來的。
隨著沈尹默、於右任、白蕉、高二適、林散之等為數不多的幾位書法家在20世紀相繼離去,21世紀的中國書壇還沒有看到可續前美的跡象。
因此,對當代書法家而言,要有一個清醒的自我認識——書法是高雅的藝術,而不是庸俗的雜耍。
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使書法藝術在高雅的前提下完成適應新世紀人們的審美需求的轉型。這,當然是一個不短的磨練過程,需要從事書法藝術的人群潛心研究和苦練。
磨刀不誤砍柴,只有敬畏書法藝術,才有可能培養書法藝術的市場群體以及構築新的市場空間,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嚴峻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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