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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詩、畫結合，對意境追求的階段
求求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的寫意山水園
 從我國古代園林發展史看，這一時期，特別是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階段。它奠定了我國古代私家園林的基本風格和"詩情畫意"的寫意境界，並轉而深刻地影響了皇家園林的發展。
兩晉、南北朝以後，私家園林中"文人隱逸園"異軍突起，這是由於東漢以來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不安，給人們帶來的消極悲觀情緒，滋長了及時行樂的思想，有所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嘆喟。皇室與士族的明爭暗鬥，榮辱生死沒有保障。統治者於是荒淫奢靡成風，大量斂聚財富，享樂鬥富而大興園林之風。同時，士大夫出於憤世嫉俗，而玩世不恭，醉心老莊哲學及玄學，清談不拘禮法，任性放蕩，尋求刺激。他們常常飲酒、修禊，服散，寄情山水，把心中的不滿吐向大自然，滋長了隱逸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又助長了這種風氣的漫延，從而激發了文人園的興起。
統治者的鬥富同文人士大夫的隱逸思想，推動了完全不同的兩類園林的形成。前者，著名的有西晉石崇的"金谷園"，這是一處"別墅園"（或園林化莊園）。此外，張倫宅園也是這一時期十分著名的園林，是一處"市隱園"。
後者，著名的有北周庚信《小園賦》中提到的那座小園林：又如南朝"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徐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鐘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遊玩之適，一時之盛�"（《宋史·徐湛之傳》）。這幾座南朝園林，呈現出一種新的趨勢。即文人園開始向追求質樸自然的風格發展。他們不是為了悅目才去建造林園，而是為了靜心、息性、寄情，才不疲園林的經營。在他們眼裡山、水、花、樹、風、月已不是單純的自然之物了，都已成了老莊哲學中"恬靜無欲"最好的注腳，都已被人格化了，都同他們一起憤世嫉俗，心心相印了，能給他們以藉慰的須庚不可分離的知音了。於是，在他們思想裡，不是去佔有山水，而是賦予山水以情感，同山水同在（或同呼吸）。觀察山水的角度變了，對山水的發掘也就不同了，即所謂："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招隱詩》）便是對他們新的開拓的最深層的揭示。
 隋、唐兩代，特別是在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中，酷愛園林的風氣依舊十分盛行。這一方面是因為兩晉、南北朝以來"文人園"在給予知識分子精神寄托和心靈凈化上，起到過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成為一種傳統風尚的緣故：另一方面在唐代國家的強大，經濟的發達，文化藝術的欣欣向榮的社會大背景下，知識分子的心態是積極的，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擠身仕途，建立功業的機會，企望一登龍門，而身價百倍。於此同時，他們又有感於心力的疲憊，宦海沉浮的無據而向往"寂無城市喧，渺有江湖意"的既不脫離功業、仕途，又能享受山林野趣洗禮的"中隱"生活。這種兩全的抉擇可能是更為主要的原因。
這一時期，不少詩人和畫家參與了造園活動。湧現出不少傑出的"造園藝術家"。他們按照自己熟悉的詩論或畫論來建造園林，推動了造園理論的深化和確立。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有兩位。一位是詩人兼畫家的王維；一位是大詩人白居易。
王維曾作"輞川別業"。他以詩人的激情，畫家的機敏賦予"輞川別業"及其周邊自然景觀以人文色彩。從而使別業脫去簡單的自然山水的外表。如果說王維的輞川別業是一座根植於自然風景區裡的"別墅園"，那麼白居易在洛陽的私園卻是一座典型的人工"市隱宅園"。從這些眾多的私家園林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造園宗旨將入畫、入詩、入情、入趣作為追求的終極目的，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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