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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油畫最早出現在棺槨器具之中,據周禮、漢書等文獻所記,二千多年前的中國已有用「油」繪畫的歷
史。 通常的說法是1581年利瑪竇攜天主、聖母像到中國後,才開始了中國的油畫,其中一幅「木美人」作品,雖
歷時五百年,仍依稀可見畫風的古樸厚重。   
  康熙年間,傳教士郎世寧、潘庭章、艾啟蒙等以繪畫供奉內廷,從而把西方的油畫技法帶入了皇宮; 雍正
,乾隆年間,宮廷的包衣(滿語即奴僕)受命於皇上,向傳教士學習油畫,但並未留下一些痕跡。 到了1840年
鴉片戰爭爆發,中西文化大衝撞,民間的畫坊、畫館興起,畫技亦得到了改善。但此時由於畫工的地位低微,文
化素養也有限,使他們的作品未能進入文化的高層次,形成一個獨立的新文化。
  
  清末維新變法後,許多青年學子先後赴英、法、日本等國學習西洋油畫,他們中有:李鐵夫、馮鋼百、李毅
士、李叔同(弘一法師)、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顏文樑、潘玉良、龐薰□、常書鴻、吳大羽、唐一禾、陳
抱一、關良、王悅之、衛天霖、許幸之、倪貽德、丁衍庸等。   
  這些人歸國後帶來了西方及日本先進的教學方法及理念,如1911年西洋歸國的周湘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美術學
校;1912年劉海粟創辦上海圖畫學術院,並第一次起用人體模特寫生;1919年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生倡導開辦
了第一所國立美術學校--北京美術學校,(校長林風眠);1927年,中央大學開設藝術科(徐悲鴻任主任);
1928年杭州創辦了第一所大學制的國立藝術院校(林風眠任院長)等。   
  這一時期的主要三個畫派分別為:寫實派(徐悲鴻);新畫派(林風眠、劉海粟);現代派(龐薰□)。
 
  處於這一時期的中國正是戰火紛飛的年代,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油畫家顛沛流離。國難當頭,很多油畫家
用繪畫作武器,反映戰事,揭露暴政,如王式廓的《台兒莊大血戰》,唐一禾的《勝利與和平》,司徒喬的《放
下你的鞭子》等。一些畫家因戰事遠赴西北、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創作出了如《負水女》(吳作人).《哈薩
克牧羊女》(董希文)等佳作。   
  此時的延安,畫家的畫風受到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影響,傾向文藝為「工農兵服務。」  
  徐悲鴻的寫實主義正好與當時的時代相和,逐漸形成了中國規範化的油畫 。
 
  在「新美術必須與人民結合」的觀點的影響下,寫實主義一統天下,風景、靜物、人物等題材被冷落。這個
時期誕生了一批革命歷史畫,如胡一川的《開鐐》、王式廓的《參軍》、羅工柳的《地道戰》、董希文的《開國
大典》、李宗津的《飛奪蘆定橋》、艾中信的《過雪山》等。   
  隨著群眾運動的展開,中國油畫進入了「全盤蘇化」的局面,以契斯恰柯夫教學體系為核心的油畫教學迅速
成為我國油畫的單一教學體系,並培養了一批油畫骨幹力量。此後,一批油畫家在「民族化」精神的擴展中對單
一的油畫體系進行了突破,形成了羅工柳的《在井崗山上》,李化吉的《文成公主》,袁運生的《水鄉》,徐堅
白的《舊居前的留念》等作品。
  
  1964年,在「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下林彪、江青等對文藝界進行了一場文化掃蕩。不少畫家的作品
被洗掠一空,鐘涵的《延河邊上》、杜鍵的《在激流中前進》、李化吉的《文成公主》、秦征的《家》等都以莫
須有的罪名示眾批判,並被破壞殆盡。   
  另一方面,油畫成了造神的工具,《毛主席去安源》成為其時典型之作,印刷量在當時達一億張以上。此時
,部分青年油畫家開始嶄露頭角,如陳丹青、沈家蔚、陳宜明等。代表作品有:《永不休戰》、《黃河頌》、《
淚灑豐收田》、《我為偉大祖國站崗》等。
  
  文革之後,是文藝的開放期,各種形式的畫會風起雲湧,繪畫形式也變得豐富多樣。其中羅中立的《父親》
、陳丹青的《西藏組畫》、聞立鵬的《大地的女兒》、詹建俊的《回望》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佳作。在最初的藝術
噴湧期過後,油畫又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中國畫壇迫切需要更現代,更新鮮的空氣。其中胡悌麟、賈滌非
的《楊靖宇將軍》,蘇笑柏的《大娘家》,俞曉夫的《我輕輕的敲門》等作品,在當代意識的關照下對主題性繪
畫作了新的開拓。   
  然而,雖然文化的禁錮已經解除,但由於各種原因(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大部分畫家的眼界與思維尚未
完全打開,以領略當今世界各種紛繁複雜的變化,因而缺乏真正的具代表性的作品。 但畢竟,中國的油畫此時
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學習、蛻變,並不斷地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