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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法史撮要
中國書法，藝苑菁華，歷數千年，史跡流衍，面目多端，難以盡舉。茲僅依時序，分作十段：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略撮其意而已。
（一）商周
1．甲骨文
甲骨文，或稱卜辭、殷墟文字，是目前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成熟書法。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王懿榮在一種稱為“龍骨”的中藥材上面，偶然發現一些神秘的刻劃符號，他發生濃厚興趣，旋即到當地收集這些“龍骨”，並帶回去研究。其後，又有劉鄂等人繼續蒐羅。
“龍骨”，就是龜殼，而上面的刻畫符號，後來經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證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約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遺物。那裡曾是殷商盤庚的故都，由於洹水決堤，在地下沉睡了數千年的甲骨文，被衝刷出來，人們以為是龍骨，並用來做藥材治病。當時人們敬畏鬼神，遇事先佔卜，然後把卜辭刻在龜甲和其他獸骨上，塗紅色表示吉利，黑色表示兇險，在心理上試圖與神靈溝通。這些字，大字約一寸見方，小字則如谷粒，極其精緻。
經過不斷挖掘，出土甲骨片達十萬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畫符號，也總計達4500個，其中1700個被逐一破譯和解釋出來。甲骨文內容大多為“卜辭”，乃記載佔卜吉兇之事件。甲骨文中，已經有了形聲字，可見它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了。
甲骨文，主要是刻劃而成的，從書法角度欣賞，已經完全具備了章法、結體、用筆等主要構成因素。如現藏歷史博物館的一片商武丁時期（公元前13—12世紀）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達128個，記述丁酉日商邊之事。另如祖庚祖甲時期甲骨、廩辛康丁時期甲骨、武乙文丁時期甲骨等，亦各具氣象。
甲骨書法，其刀法靈秀，變幻莫測而奇趣叢生，其章法或整齊或錯落，結體或規則或隨意，線條或纖弱或剛勁，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觀限定之外，不能否認在作者的主觀審美趣味上，已經具有強烈和完善“書法意識”。而且有意思的是，少數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書或墨書所寫，這證明，當時已開始使用毛筆之類的書寫工具。郭沫若在《殷契粹編·自序》中盛贊甲骨書法說：“卜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實為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
2．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是金文，亦稱鐘鼎文、籀篆、籀書、古籀、史書、大篆等。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作為禮器的鼎為其代表，樂器則以鐘為代表，所以“鐘鼎”即作青銅器的代名詞，而金文則鐘鼎等器物上鑄刻的款識文字，或陰或陽。金文的內容為記錄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圍獵、盟約等事件，既可祭祀神靈，顯示威儀，又可記錄事件，傳諸子孫。和甲骨文相比，金文字體古樸厚重，更為豐富多姿。金文在漢武帝時已有發掘，有人將在汾陽出土的鼎送進宮中，漢武帝於是以元鼎(前116)為年號。
周代，金文為主要的書體存在形式與書法表現形式。
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紀）業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其後西周武王時期的《天王簋》、《利簋》，成王時期的《何尊》，康王時期的《庚贏卣》、《大盂鼎》，昭王時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風格漸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徹底泯滅，但也並不拘泥於典型的肥厚筆畫。西周中期，長篇金文更為普遍，如共王時期的《永盂》、《墻盤》，懿王時期的《師虎簋》，孝王時期的《大克鼎》，其大篆書也更顯圓勻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厲王時期的《散氏盤》，宣王時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盤》，金文抵其顛峰，古奧渾樸，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與徘徊。
《大盂鼎》銘文近300字，橫平豎直，行距字距均勻分佈，而每字結構活脫，局部線畫肥厚而有裝飾意味，充分展示了方塊漢文字的藝術魅力。《毛公鼎》銘文32行497字，為出土青銅器中銘文字數最多者，是金文作品中的極品。而作於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盤》，通篇為韻文，與《詩經》“出車”、“六月”、“採薇”等篇相類，其書法線條婉轉而不失於凝重，氣韻整肅而又有節奏感，佈局則疏朗整飭，為戰國時期青銅器銘文所承襲，也為後來《石鼓文》謀篇之先導。《散氏盤》銘文書法結體取橫勢而重心偏低，頗顯樸古，線條圓潤凝練，頗顯“澆鑄”感。
至春秋戰國，在周代金文基礎上，諸侯各自獨創自己地方色彩的書法，如《越王勾踐劍》、《蔡侯尊》、《曾侯乙編鐘》、《中山王方壺》（見圖5），字體修長，頗具裝飾和誇張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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