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承德地委黨校當教員，轉糧食關係時，我注意到定量由當學生時的三十二斤，變為每月二十九斤。我問為什麼，回答說教員是幹部，是腦力勞動，沒資格高質量。對此，我很緊張。我身強體壯，飯量頗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頓就能吃下去。於是，我趕緊給天津家中寫信，請求支援糧票。 　　半個月後，救命的糧票寄來了，我進食堂才膽壯一些，才敢站在圓桌邊上吃。先前都是端回宿舍，怕守著售飯小窗口控制不住自己，當知青時有米一鍋有菜一灶的作風很難改，一放開肚皮就全不顧了。每當我拿著糧票換飯票，拿著飯票、錢票去排隊買飯，我心裡最羨慕的就是伙房大師傅了，他們可以在旁人吃完之後，守著一大洗臉盆菜可夠吃。饅頭在大笸籮裡，跟抓地裡的石頭一樣方便。我心中忿忿不平，我雖然是教員，但經常得去地裡幹活，伙房師傅風吹不著雨打不著，憑啥定量高，交的少，還隨便吃？於是，我很想改行當大師傅。後來，食堂管理員用十幾斤糧票做誘餌，把一個女打字員給勾引上了。氣憤之餘，斷然打消改行的念頭，寧願吃不飽，也當教員。當時大講精神變物質，我教哲學，備著課肚子叫，就在稿紙上畫糧票，一斤拾斤到一百斤畫成一摞一摞的。教研室主任問你這是幹啥呢？我說我正琢磨精神變物質的過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