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丁玲

　　一位论者说,那些一九五七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七十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七九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态，红火的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时候起点高啊。”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在一些正式的文章与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六卷233、356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正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的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的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为了死结陷阱，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ＸＸ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五十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ＸＸ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是八十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ＸＸ才是文艺界“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ＸＸ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ＸＸ的“右”来，这样一来，ＸＸ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又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至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要先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著，谁敢把对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
　　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那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决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作法呢？
　　第一，丁与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持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甚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大面上则宁愿看作需要自己传帮带、需要老作家为之指路纠偏的不知天高地厚、不成熟而又被她的对手吹捧起来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一群。她是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和思想改造的锻炼的，在党的领导人面前，她深知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谦虚到老的重要性必要性；但在中、青年作家面前，她又深深地傲视那些没受过这些考验锻炼的后生小子。她自信比这些后生小子高明十倍苦难十倍深刻十倍伟大十倍至少是五倍。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二十余年后，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
　　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吗？恨乌及屋，她无法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潮流抱亲和的态度。见到年轻人火的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她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划脚，乃至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
　　其次是由于她的特殊政治经验特别是文坛内斗的经验。由于她长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回到北京较晚，等她回来的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茶。她那时候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著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ＸＸ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却也受到了某些领导与老同志的非议。她怎么办？她自然无法紧跟ＸＸ，她要与之抗衡就必须高擎相对应的类似“反右”的旗帜。她在党内生活多年，深知自己的命运与领导对自己的看法紧密相关，这决定于是你还是你的对手更能得到党的信赖。要获得这种信赖就必须顶住一切压力阻力人情面子坚持反右，这是政治上取胜的不二法门——那位老作家的高参论其实没有丁玲高。她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她明确地下定义说：“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文集》六卷230页）这来自她的血泪经验，也来自她的政治信念价值系统，当然有她的道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她的对手过去一再论证的就是她并非真革命真光荣真共产主义者，这有莎菲女士为证，有她的某些“历史问题”为证，有她的犯自由主义的言谈话语为证。这是对她的最惨重的打击。有了这一条她就全完了，再写一百部得斯大林奖的小说也不灵了。而她的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是必须证明她才是真革命的：这有杜晚香为证，有她的复出后的一系列维护党的权威歌颂党的领导以及领导人的言论为证。"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才是她的最大的情意结。当差不多是她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当她得对手ＸＸ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
　　这样我就特别能理解她在文革后初复出时为什么对沈从文对她的描写那样反感。沈老对她的描写只能证明她的对手对她的定性是真实的——她不是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她必须痛击这种客观上为她的对手提供炮弹、客观上已经使她倒了半辈子霉的对于她的理解认识勾勒。
　　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可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革命许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接受了革命，就等于换了另外一个人——如毛泽东赠丁玲词所言：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他或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忍辱负重，万死不辞。她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论证道：“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著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着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文集》六卷21页）没有对于革命忠诚的话，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辞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她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呜乎，痛哉！
　　而与此同时，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这种心态表现最为充分的就是话剧《杜鹃山》。此话剧是教育雷刚们的，表达的却是柯湘们的自信。）一朝革命更视那些不大革命的人为糊涂，为落后，为盲瞽，为混帐，为历史大波上浮沉的泡沫，最好不过是一看二帮我说你服的对象。至于反对革命的人，那就只能是敌人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同时一旦革命也就视自己的革命者身份为高过一切的宝贵。为了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和名誉，人们不能害怕斗争，不能做好好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可以或必须“缴纳”一切的一切。当下的小字辈可以不理解这些，但却无法否认这种信念这种追求的真实性与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它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决绝。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力也有义务反击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沈从文对她的歪曲——至少对于她的未革命时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革命的正义性，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念沈的旧谊。北京一解放，沈去看望丁，丁对他并不热情，联系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以不革命的庸人的观点去评说这件事。当时一个是老革命，是胜利者接管者掌权者，一个是老不革命，最好也不过是刚刚得到解放、刚刚开了革命之窍、肯定对革命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说不定还有若干需要审查的历史疑点，丁怎么可能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待沈呢？以革命家的身份衡量丁玲，丁玲未必是那么不近人情，而是更高的阶级情政治情原则情。丁玲为革命确实付出了不少东西，那么再把老友沈从文搁置一下，让分管沈的部门去处理，有何不可？沈和丁的恩怨沧桑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责备沈老，同样也无法以一般人情事故的观点去责备丁玲。如果没有一点狂热和自豪，又哪儿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证实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或者优点。当然，如果丁玲还活着，那么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以后，在尘埃落定以后，也许我们愿意与她老人家共同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她老人家不那么严厉，如果她当初也能尊重与自己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不同的知识分子，如果她能够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平常心，多一点对耘耘众生的善意，有何不好，岂不更好？换句话说，一个革命者在取胜以后，在普天之下莫非革命之土以后，盛气凌人地玄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究竟有利于执政者巩固革命成果还是相反呢？这也许值得确实革过命的杰出人士们三思。
　　年轻得多的人都无法理解丁玲的那种政治激情，有时把投身革命与什么仕途进退搅在一起，这会让革过命的人气得发疯。反过来，如果认为一个人既然参加了崇高伟大的革命就超凡脱俗，从不考虑“仕途”（当然是别的词儿，如叫做进步或者信任或者关怀、考验）大概又太天真幼稚了。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一九三一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中，她的莎菲女士写到：“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的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一点牡丹花……”这是她的夫子自道。到了半个世纪后她的《牛棚小品》里，丁玲描写她与陈明的爱情，竟是那样饱满激越细腻温婉，直如少女一般，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正的艺术的青春。一个政治化了的人绝对写不出那样的小品——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ＸＸ，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螯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阔，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她预言过中国作协将会发生“垂帘听政与反垂帘听政”的矛盾。她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没有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以至她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她的晚辈，她的同行，本来这些人可以成为她的忘年朋友。我本人几次去看望过丁玲，但是无法交心，不无防范戒备应对进退，着实可叹。
　　她本来可以写很多很多杰出的作品。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写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她写得太强烈，太厉害，好话坏话都那么到位。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十二岁的王蒙似乎从此才懂得了对女性的膜拜和怜悯、向往、亲近和恐惧，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责任。这也是爱情的萌发吧。少年的王蒙从丁玲那里发现了女性并从而发现了自己。从梦珂到莎菲到贞贞到陆萍（《在医院中》）到黑妮（《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她特别善于写被伤害的被误解的倔强多情多思而且孤独的女性。这莫非是她的不幸的遭遇的一个征兆？小说这个玩意儿是太怕人了，戴厚英的《脑袋》不也是一样地可怕吗？也许丁玲的命运在一九二七年发表梦珂的时候已经注定了？是历史决定性格还是决定历史呢？《我在霞村的时候》里作者写道：“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丁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或者本想做一个这样的人。然而她的环境和她自己的性情却不可能使她处处如愿，使她的实际状况特别是旁人的观感与她自己的设想有了距离。一个有地位的老作家兼领导曾对我说丁具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为什么一个人的自我估量与某些旁人的看法相距如此之遥？这是说明做人之难吗？这说明相通之不易吗？“苦吗？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我……都把我当一个外路人……”她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写下的这些话（《文集》三卷232、233页），莫非后来都应验了吗？
　　然而，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一个人因追求革命而幼稚地做出过一些蠢事，总不能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何况如今丁玲和她的友敌们大多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删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她的起点就是高。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深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范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嘘。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文学对她的回报还远远不够。而她的经验很值得我和同辈作家借鉴和警惕反思。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

（《读书》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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