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八）
上 路
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已经快要６０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可以相亲相爱的呀。是的，从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他知道，坐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辅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起点站到终点站要运行７０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７０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３０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作老张头了。恢复工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鸟鸣中上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地头和歇憩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或者被称作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考、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的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地，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葡萄酒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人心脾的，搀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浓浓的包谷糁子粥吗？老腌咸菜是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１８年的底子。从民国１８年腌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作法更对人民有利的作法，如果张副部长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这叫作跩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并无急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付出代价。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而且出口不逊，“×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詈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儿个就懂得了‘权’的厉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４２个人同住的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了，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悔这次出行，后悔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
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捣，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夹塞儿，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夹了进来，这明明是看到张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大家说，他排队了没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有一个人言声，有的人还故意掉转了头。“我看，是你没有排队！”大汉一拨拉，差点儿没把张思远推倒在地，他把张思远推出队外，而且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式。你难道能和这样的人动手打架吗？张思远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在身旁啊！他想象着当自己的身份公布出来，当警卫员掏出手枪，当秘书打电话叫来了公安人员之后这个无赖将怎样地恐惧、面如土色、赔罪求饶，说不定会跪到地上。而周围的群众又怎样地拍手称快……现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在“黑帮”时期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会这样生气吗？张思远问自己，这个自问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过了他的身体。
行路难。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像当“高干”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的飞翔实在少见。六岁多为了躲土匪，爸爸曾经带着他奔逃，晚间睡在大车店的牲口棚里。他到６０岁也还记得那静夜里马吃夜草的沙沙声，静夜的寒气袭人。这是童年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们常常睡在青纱帐里，夏夜可以听到玉米地里叭、叭的声音，乡亲说，那是玉米在拔节，那是一种不可压制的生命的力量，生长的力量，来自泥土，雨水和天空的力量。甚至在长途行军中他走着路也能打盹，前面喊了立正，后面的人把头撞在前面的人的背上。
发牢骚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发牢骚不需要培训，而且时髦。７０年代末期的某些中国人，似乎觉得不发牢骚就不得天黑。他这一路就有许多牢骚俯拾即是。可惜他不是作家，否则光是交通食堂和交通旅馆的肮脏就够他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再加上两个人物一点儿情节，一点儿感叹和两句尖锐刺激的话，就能做成一篇勇敢地揭露阴暗面的小说。说不定他还能“红”起来，能够参加作家协会，成为一个指手画脚，骂骂咧咧，高人一等，比谁都正确的英雄。写文章咒骂一个交通食堂总比办好一个交通食堂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然而这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把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命湮没在牢骚和怨言里么？一个没有恪尽己责的人，一个丧失了公民的责任感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他在部里给干部讲话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么一个建议：我建议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四小时发牢骚四小时工作，前四个小时大家一起发牢骚，跺着脚骂娘也可以，发完牢骚以后一句牢骚话也不许说，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四小时工作制也许对于某些涣散的单位比八小时工作制效率还高。当然，这是激愤之语。
所以，他渐渐地不再有牢骚。他想的是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不管有多少粗野和贫穷，火车在前进，汽车在前进，车轮的旋转使他和别的乘客们时时到达新的地点，车轮的旋转是通向他们的目的地的。正是在旅途中，时间的推移意味着空间的推移，时间的行进成为有形的，成为催赶人的一股可以触摸的力量。
摘自《黄金书屋》
2003.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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