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四）

　　
　　冬　　冬
　　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而张思远在开始的时候竟然感觉不到那个软软的、抱也抱不起来、身上带着尿臊味儿、哭起来没完、哭起来就闭上眼睛不肯睁开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第一个儿子的夭亡，他对于１９５２年冬天来到他和海云的生活里的冬冬，抱着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加意保护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一种习俗——父亲都应该爱儿子。然而，这不是爱。有爱也暂时还只是对于海云的。他知道海云是怎样牵肠挂肚、如呆如痴地爱着孩子，在海云坐月子的头一个星期，张思远为了海云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欢冬冬的样子，这使他觉得羞愧、不自然。

　　十个月以后，海云休学完毕，走了。冬冬已经能站立，能扶着墙挪动一下步子，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叔叔”了。冬冬总是把父亲叫成叔叔，使张思远略感不快。那时的冬冬已经长出了八个牙，能吃饼干，甚至有一次流着眼泪嚼完一根大葱。这一切使冬冬像一个人了，一个新的人来到了张思远的身边，他将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个伴侣。这种想法使张思远嗓子里热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时候，他有时会打个电话问问孩子情形。

　　这以后传来了海云和班上一个男同学关系“不正常”的消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令人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冬冬是我的吗？讨厌！我哪有时间管这些。我要管的是３０万人的命运。他忙得没有时间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但是他原谅了海云，因为他是一个登高望远的领导者，更因为，他爱海云。有爱就有宽恕，什么都能宽恕。他看不得海云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缀满泪珠。他宁愿自己受辱。但如果他的爱恰恰是海云的不幸的根苗呢？呵，呵，呵？海云的泪珠，荷叶上的雨滴，化雪时候的房檐，第一次的，连焦渴的地面也滋润不过来的春雨！１９５４年春天，隔着雨丝他一眼就看到了冬冬的紧贴着玻璃窗的脸，压扁了的鼻头青、白、丑得可爱。到处是清凉、湿润、对于焦渴的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老的春天，永远新鲜的绿叶，永远不会凝固、不会僵硬、不会冻结的雨丝！小冬冬爬到了桌子上，把脸贴到玻璃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到处悬挂着亮晶晶的雨丝，新鲜、好奇、迷恋而又困惑。这是一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雨。

　　忙碌在会议和文件之中，像蚕儿忙碌在桑叶之中的张思远被冬冬赏雨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他心潮汹涌。春天，绿叶，雨丝，这是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到的那些惊人的美丽，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这世界才不会霉朽在锈垢里。他没有惊动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他自己，在他两岁的时候，在３１年以前，也用同样的姿势，压扁了鼻子，欣赏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条生命之线上的两个点吗？他走了，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他愿意把一切心力献给自己从幼小就参加了的人类最宏伟也最艰巨的事业。冬冬长大了，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儿子！
从此，他一有空闲就愿意与儿子在一起。当他拉着儿子的手，缓缓地（儿子已经在小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在他的身旁，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或者即将和他一样的男子汉
吗？当他把儿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时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个独立的人——现在是他的客人呢——“共进冷饮”吗？当儿子把脸伏在一块北冰洋牌大冰砖上，快乐地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又是怎样地幸福，怎样地惬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儿子高高地举起来，举得远远高过了自己的头颅，看，儿子比我还高呢！父与子的爱，男性的爱，与其说是血缘的亲密，不如说是友谊！

　　然而这友谊遭到了风暴，原因当然是孩子的母亲。１９５７年，海云居然在系里宣扬几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这几篇小说是２０年以后张思远才看到的。为什么我当时竟想不起来找小说看一看呢？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一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于是海云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我的天！）的毒蛇，睡在身边（！）的敌人，她起的是蒋介石所不能起的危险和恶劣的作用。而结果呢，自然是海云要求离婚，他尽最大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没有效果。我可是仁至义尽了，办离婚手续前后他一再自己对自己说，正是这种对自己无咎的坚信和一再提醒，使他意识到自己有一点底虚，正像大声唱着歌走夜路的人，声音越大，说明他越虚弱。

　　冬冬怎么办？他们没有谈很多。“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你仍然是他的母亲”，这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不会像划分私有财产一样地划分孩子。孩子一开始住在他这里，很快他也认识到没有母亲的孩子便是没有人穿的衣服，而没有父亲的孩子至多是没有衣服穿的人。孩子后来住到了海云那里，他有空的时候，便派汽车去接。然而冬冬是太懂事了，不论是北冰洋的冰砖，是粉红色的草莓冰淇淋还是高级西餐馆里的、装在高脚银杯里的菠萝三得，已经不能使他快乐，使他呜呜地叫，甚至也不能使他展眉一笑了。

　　然后美兰占领了他的全部空白，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他也逐渐适应了、喜欢了美兰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又合理的生活。美兰一定学过运筹学，她的生活的第一准则绝不是享乐，而是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较凉的水洗脸而晚上用温热的水洗浴，坐着伏尔加牌汽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还要让司机在电影开演以后开上车去菜市场买鲜笋，一切都透着合理。然而这样合理又这样美满的生活，仍然使张思远激动不起来。她带来的只是舒服，是令人困倦的幸福，是一种酒醉饭饱的无差别境界。而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几次找已经上了小学的冬冬，没有找来。于是，１９６４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车去郊区的一个小学看望冬冬。他不愿意见海云，他不能去海云家。尤其是海云也已经结婚，对方正是大学期间的那个同学，海云的这种行为更证明了他的高尚无瑕，他的良心获得了一种解脱。

　　１９６４年的冬冬瘦弱、苍白，显然营养不良。１９６０年困难时期，张思远曾经打发人给冬冬送过几次高价的奶油点心与高级巧克力，奶油点心与巧克力并没能使儿子壮实起来。而且张思远觉得，在送过点心与巧克力之后，儿子与他更疏远了。１９６４年的这次见面，冬冬一再强调：“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继父叫作爸爸而称亲父张思远作父亲，而且全部称呼都是“您”，他才１２岁。他那种客气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张思远想起自己的某个下属。又加上美兰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后给他施加的无形的压力——一切如常，只是美兰的额头显出了那两道竖纹，而且笑声特别不自然。这种笑声使他觉得脊背上冒冷气。于是，他不再去看冬冬了。１９６５年春节，他又派人往学校给冬冬带去了花蛋糕。谁想得到，花蛋糕被原封退了回来。附有冬冬的一个字条：父亲，谢谢您。不要再给我送吃的了，请您不要生气。他生气了，他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人分成上级和下级，下级对于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轻易地向下级发脾气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脾气是威严、是权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冬冬，（当然不会是他的上级）却这样对待他，真是岂有此理！

　　将来等他大了，他会明白这一切的，他会自己来找我的，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张思远这样想。

　　两年以后，他弯腰撅腚，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张思远！张思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砸烂张思远的狗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顽固派……只能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呼噜咕咚呜隆，好像在开锅，好像在刮风，好像耳朵聋了什么都没有听见。头发根被揪得发麻，腰弯得好像变成了两截。但这一切总会过去，他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在这时候忽然冲上来一个少年，他正好瞭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飕地抡起了巴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这真是咬牙切齿的狠狠的一击，只有想杀人、想见血的人才会这样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张思远从两个扭住他的胳臂的小将手里跳了起来，连脑袋都嗡地一响，像通了电，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恶心得想要呕吐。抡起的手臂，又用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这一下比较轻，感到的疼痛却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个巴掌以后，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迷中，他听到了那个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没错！好像哭出了声。

　　阶级报复！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说明这一切。海云是已经定性、已经作了板上钉钉的正式结论的阶级敌人。而张思远，尽管目前在受群众的审查，但他的职务是省委正式任命并在中央组织部备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革命群众要打倒他，给他提出了许多罪名，但这一切没有作结论，没有定性。他的问题与海云有着本质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冬冬顽固地站在他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也许是接受他妈妈的指使，对张思远实行阶级报复，谋杀！不是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么？不是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跳出来么？冬冬的行为就是右派翻天，就是牛鬼蛇神跳了出来。需要找个机会，向看管他的革命群众把这个问题谈一谈，提醒他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醒他们对于社会上的真正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绝对不能手软。

　　然而他自己先软了。没过几天，他得到了海云自缢身亡的消息。几乎与此同时，他得知美兰已经正式贴出了造反声明，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这后一个消息对他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摘自《黄金书屋》
　　　　　　　　　　　　　　　　　　　　　　 200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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