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三）

　　
　　变　　异
　　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坐在黄缎面的沙发上，吸着带过滤嘴的熊猫牌香烟，拉长了声音说着啊——喽——这个这个——每说一句话就有许多人在旁边记录，所有的人都向他显出了尊敬的——可以说，有时候是讨好的笑意的，无时无刻——不论是坐车、看戏、吃饭还是买东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别尊贵的位置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在草棵子里匍伏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难道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取得政权、掌握政权、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吗？难道他在草棵子里，在房东大娘的热炕上，在钢丝床或者席梦思床上，不都是一样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献给同一个伟大的党的事业吗？难道他不是时时怀念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绝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的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要重要。这些年，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亲眼看见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狈相。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当过市委书记，他自以为是全市的主宰，但是，当海云被“揪出来”和“定下来”以后，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亲手经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揪出来和定下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容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作像被屁熏过一样。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麻疯病的乞丐的法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法术会施行到他的身上。历次运动中，他经常给下级、给群众讲：“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斗争对于我们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只有没落阶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那么，１９６６年为什么他一听见红卫兵的锣鼓声就心跳呢？

　　事后他经常回忆，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当“五·一六通知”刚刚下达的时候，他仍然像历次运动一样，紧张中又有点儿兴奋。他知道这样的运动既是无情的又是伟大和神圣的。但这次势头好像特别猛。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着风浪上。而且他深信这一切是为了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领导干部倒下去，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不能温情，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他批准了对于报纸副刊主任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乱棍。接着又把文联主席作为黑帮头子抛了出来。报纸上一个劲儿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一个文联主席是太小了，于是他横下心抛出了市委宣传部长。然后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

　　 但他仍然觉得突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思远被揪了出来，被辱骂，被啐唾沫，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外面一间比较大，铺着略旧了的地毯，墙上挂着市区平面图、城市规划图、绿化图和郊区水利工程图。一张一头沉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分机，还有一套沙发。他的秘书坐在一头沉的后面，细心、负责、一丝不苟。里间屋是他用的，有讲究的吊灯和台灯，有崭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写字台，有皮面的旋转软椅，还有一张铜栏杆的钢丝床，供给他在中午或会议的间隙小事休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写批语，他划圈和打勾，他打电话，他沉吟、苦思，他毅然决断，然后告诉秘书去办。按他的级别，省辖市的书记本来不应配秘书，但是办公室还是派了一个秘书来，多年来，别人，他自己和秘书本人都认为就是他个人的秘书。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１７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场，有些电话转到了剧场来。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着市委的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是张思远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灌满了稀浆糊的棉衣（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背上，顺手把一桶热浆糊顺着脖领子给他灌进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吗？这个移动困难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到结论：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差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并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是，冬冬的几个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摘自《黄金书屋》
　　　　　　　　　　　　　　　　　　　　　　 200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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