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伊犁

　　1965年的初春，王蒙先行去了伊犁。隔三差五地有信给崔瑞芳，每封信都是热情歌颂，充满乐观、信心和赞美。他极其兴奋地向妻子叙述伊犁的风土人情，叙述他的所见所闻和感受。

　　这一年六月，他在一封信中诚恳、真挚、热情地要崔瑞芳去伊犁。他说伊犁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里已经不存在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花园。小巷两旁杨柳成荫，在俄式典雅的小屋前有潺潺的流水，姑娘们一排排手拉手唱起令人陶醉的歌，到处是哈萨克、维吾尔人的纯朴、热情……
　　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了，王蒙却仍然那样透过玫瑰色描绘、感受着边疆的大地，用无比光明与欢乐的胸怀拥抱生活。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他才能真正懂得生活的复杂和严峻呢？而且，在懂得了生活的复杂和严峻之后，他还能这样向往光明和快乐吗？崔瑞芳不知道，她只是想尽快到他身边去。
　　“我看，等你来时，还是要把老少送回北京去。毕竟这里是边境，如果有个风吹草动，扶老携幼总是不方便……”这是王蒙离开乌鲁木齐时做出的果断安排。
　　1965年7月，崔瑞芳利用暑假送回亲家奶奶和两个半懂不懂事的儿子。她买了两张70次由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硬卧票。“没想到，刚来还不满一年，又回去了。”亲家奶奶不无遗憾地说。崔瑞芳也没想到，那次竟是跟她诀别了，思之怃然。倒是俩儿子挺高兴，说：“太好了，回北京找姥姥去了。”
　　他们约定8月20日分别赶到乌鲁木齐，他把“家”接去。那天的69次列车像知道崔瑞芳的心思似的，破天荒地准点抵达。12点40分，阳光耀眼，她在人群中挤着，极力寻找着。刚出站口，就听到王蒙熟悉的声音：“我在这儿呢。”他身穿妻子在北京时给他买的银灰色衬衫，戴一副茶色窄边近视镜，脸上洋溢着微笑，兴奋掩盖着倦意。
　　“我等了半个小时了，来早了。”他赶忙接过瑞芳的手提包，“要搬家，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
　　“没什么，这是他爷爷给你带的信远斋的酸梅糕。”
　　他为之一震，想到了他的父亲。王蒙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的父亲王锦第先生是一位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文明，后来还到过解放区。他一辈子都在追求，却一辈子一事无成。在婚姻、家庭和事业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王蒙的童年就是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中度过的，这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他从父母的身上看到了旧社会对无数善良的人们在精神上的戕害，而不单是物质生活上的贫穷和困苦。这促成了他的早熟和对革命对新生活由衷地向往。如今他也是成家立业的人了，体会到人的一辈子都是不容易的，对自己的父母也不应苛求，郁结在心底的怨气更多地化解为怜悯和理解。同时，这使王蒙更加珍视与瑞芳的结合，珍视自己的家庭，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
　　回到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孩子不在身边，好冷清啊！窗台上、桌子上落满了灰尘，也顾不上打扫，俩人简单吃了碗挂面卧鸡蛋，就开始筹划搬家和工作调动的事。
　　去伊犁要坐三天长途汽车，大件易碎的物品不能带，只好把不少东西存放在朋友家。其中包括唱片和手摇唱机，这是他们新婚时购置的纪念品。王蒙对声音和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尽管他没有熟练地掌握任何一种乐器，嗓子也不怎么样。音乐和诗情始终是他心中高贵而娇嫩的公主。文革结束后他发表的作品中，仅题目就有许多与声音和音乐有关，如散文《在声音的世界里》、《音乐与我》、《行板如歌》、小说《春之声》、《听海》、《致爱丽丝》、《初春回旋曲》、《如歌的行板》等等。1987年9月王蒙访问意大利，活动结束后仅有一天动机时间，他挑选了佛罗伦萨参观，因为它的名字好听，包括徐志摩对它的译音“翡冷翠”。
　　现在要去伊犁了，只好割爱把唱片和唱机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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