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瑞芳的决策

　　1974年4月,王蒙去了乌拉泊“五七”干校。与他同住的维吾尔著名诗人克里木·霍加有一天告诉王蒙：“你刚才睡觉时，有一只老鼠爬到你身上。我本来要轰它走，可看到它和你亲昵的样子，又没忍心去惊扰它。”王蒙哈哈大笑说：“那太好了，原来这个房子里我只有你一个朋友，现在加上这只老鼠，我有两个朋友了，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段趣话后来被前联邦德国驻我国大使魏克德先生所写的回忆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一本书里，是他访问新疆时听克里木·霍加讲的。
　　王蒙经常给远在伊犁的妻子写信，讲述他在干校生活的情况。乌拉泊风很大，初春一次暴风雪，他们的房门被雪堵住，好长时间出不了门。劳动是艰苦的，他常常报喜不报忧，一再说参加体力劳动如何如何好，饭量增加了。觉睡得香了，觉悟也一天比一天高了……瑞芳能说什么呢。9月份，她给王蒙写了一封回信，鼓励他好好劳动，“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学好毛泽东思想”。信发出第三天，忽然传来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崔瑞芳丧气极了。
　　王蒙在干校收获不小，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五七”战士的身份。这事不可小看，它至少说明王蒙不属敌我矛盾，而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当时新疆文联的许多老作家如刘萧芜、王玉胡、王谷林、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等，都还不能算是“五七战士”哩。王蒙被允许参加“五七战士”的集会，他自己都感到受宠苦惊。另外，这一年年底，他被扣三年的工资全部补发了，他把这消息告诉瑞芳，瑞芳连忙回信“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当时大概只能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她高兴的心情。
　　“五七战士”陆续被分配了工作，干校方面表示愿意把王蒙分配到伊犁，可安排在伊犁戏剧团工作。王蒙写信征求妻子的意见。这些年，尽管处境恶劣，崔瑞芳一直没有动摇过对王蒙的信心。她相信王蒙在文学上迟早会发挥积蓄的能量，从长远来说，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更宏大的舞台。为什么那么匆匆忙忙地就把自己定在一个边陲的剧团里呢？经过两天思考，她给王蒙写了一封长信，十分坚决地表示她的看法，不同意他调到伊犁戏剧团工作。
　　几个月后终于有了结果——王蒙被分配到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工作。这岗位当然很理想。他在信中称赞瑞芳的决策好。崔女士在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说，一生中大概也就这一回吧，王蒙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经周折，崔瑞芳也调回乌鲁木齐。1973年初秋，她和小儿子带着几件随身物品，匆匆告别了伊犁，坐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长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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