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狂涛波及伊犁，两派的武斗达到极点。这时期，王蒙经常喝酒，饮酒量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他喝酒不拘形式，也不讲究下酒菜。一天他正骑车赶路，突然被大队会计伊尔泰截住，伊尔泰叫他一声大哥，把他拉到路边玉米地里，随后就从腰里掏出了酒瓶。没有酒杯，没有下酒菜，伊尔泰顺手拧下自行车上的铃盖，把酒倒在里面，仰头一饮而进。两人就这样足喝了一通。
　　还有一次，他被一帮人叫了去。大家围坐在桌子四周，桌上放的是57度劣质白酒，有几头大蒜做酒菜。只有一个酒杯，每个人喝一口酒，唱一支歌，然后把酒杯传给下一位。满桌的维族同胞，看不出中间还夹着王蒙这么个汉族人，他开口唱的也是维吾尔歌曲。到晚上9点还没回家，崔瑞芳不放心，便到街上去迎他。等了片刻，只见他扶着墙慢慢走来，随后又抓着电线杆子大笑，笑得没完没了，口中还不停地说：“好，好，好……”
　　那年10月，他们搬到新华西路一巷五号，租了私人的一间半北房。其实，这里也不那么好过，仍未能躲出“武斗区”，两派用上了真枪实炮。

　　为了安全，崔瑞芳把两个儿子安排在桌子底下睡觉。这一招是她从母亲哪儿学来的，战争年代母亲也这样安排过她。她哄着孩子入睡，表面上镇静，心里却十分紧张。万一大炮轰到这里，岂不是一切都完了吗？她思前想后，甚至做了“壮烈牺牲”的准备。但又一想，为什么呢？值得吗？这是怎样的一场糊涂“战争”啊！
　　可能是周围气氛感染，他们的大儿子山儿拿起玩具手枪，冲到院门前“啪！啪！啪！”地左右扫射，口中还不断地喊：“冲啊！杀啊！”正玩得开心，骤然周围“哒！哒！哒！”地响起来，是真的子弹的射击声！一家人赶紧躲到窗户下面。一阵射击过后，他们发现院门口的电线杆子被冲锋枪子弹打穿了一个洞！崔瑞芳吓得不知所措，把儿子狠狠数落了一顿。可训完后又抱起儿子心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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