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维语翻译

　　冬天到了，他们迁入伊宁市二中新修的一排家属宿舍。第二年春天，王蒙在巴彦岱的房东大娘（他们称她“阿帕”，就是妈妈的意思），同姐妹们一起专程来伊犁看望他们。
　　王蒙特意为房东阿帕买了茶砖，烧了茶。他说：“今天您到我家来，就喝我亲自烧的奶茶吧！”对于女客们来说，这也是打破惯例，因为在他们家里，男子是从不动手做这些事的。
　　“您看像不像，味道怎样？”王蒙征求天天给他烧茶的阿帕的意见。
　　“味道好极了，盐、奶都适度，如果再把牛奶用文火慢慢烧，烧起奶皮，就更好了。”阿帕回答。
　　崔瑞芳与客人交谈都由王蒙做翻译，他很愿干这个差事，认为是他学习维语的好机会。
　　做不成别的事，学习维语就成了王蒙的最大乐事。睡觉前他总要背诵几十个单词，说这样记得牢。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背诵维文的“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一年以后，他给大队干部作翻译，已经达到同步翻译的地步，人家一边说，他一边译，同时理顺语法，弄清重点，人家说完他也正好译完。维吾尔农民更把“老王”当成自家人了。

　　20年后他出任文化部长。有一次，他与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联合招待西藏歌舞团，司马义同志本来可以用汉语讲话，但王蒙硬是要他用维语致词，自己担任现场翻译。会场出现了活泼融洽的气氛。西藏的领导同志说，下次王蒙“犯了错误”，我们坚决要求把他下放到西藏，以培养出一个懂藏语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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