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疆的深情

　　到新疆一年来，王蒙几乎没有几日留在家里，从吐鲁番回来以后，没呆几天，5月又去了边远的喀什地区。对于初到乌鲁木齐的崔瑞芳来说，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自不待言。一天，她病倒了，发烧至39℃度，昏迷过去。醒来时口干得要命，尽管热水瓶就在床头柜上，她却硬是抬不起胳膊，喝不上一口水。当时，她是多么希望王蒙就在身边啊！

　　当年秋天，王蒙风尘仆仆地从南疆回来了，带来了欢笑和作品。他以仍然年轻的心灵和特有的热情，去了一个偏远却富有民族色彩的地方——受到自治区党代会表扬的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红旗人民公社。那是在叶尔羌河南岸，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王蒙在那里呆了5个月，和少数民族农民兄弟生活在一起，用他的智慧和对民族兄弟的爱，写出了两篇报告文学《红旗如火》和《买合甫汗》。
　　出人意料，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拒绝与排斥。初下去时，他是受到称赞的。《新疆文学》的一位负责人刘波给正在南疆的王蒙写信说：“你来了，很快就下去了，而且写出了作品，东西写得好，区党委和大家都很满意……”
　　但是，等他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文艺整风”已经开始，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正在受批判，对《海瑞罢官》也已开始“商榷”、“争鸣”，气氛极为肃杀。在这种气候下面，怎么会有王蒙写作与发表作品的可能呢？已经排好版的《红旗如火》，在付印前被抽了下来。人们窃窃私议：“王蒙这样的人是不能用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难道他已经永远地被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了么？他们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万里迢迢来到新疆，到头来竟仍然是“不能用”！王蒙对崔瑞芳说：“这种事情是毒化我们的生活啊！什么时候生活里能够消除这些毒素呢？”
　　文章虽然发表不成，他心里却留下了去南疆的深切感受。他瞻仰了世界驰名的喀什大清真寺；目睹了在尘土弥漫的街道上行走的戴面纱的女人；品尝了南疆盛产的各种瓜果；结识了一些少数民族友人，其中麦盖提县文化馆的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直到1990年秋当王蒙再次访问喀什的时候，他还特意赶来看望，友情可谓弥足珍贵。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蒙买了两顶精致的羊皮小花帽，是“微型”的，用针别在头巾上作为饰物，据说这是和田妇女特有的装饰。直到如今，崔瑞芳仍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还有一件质地上乘的风雨衣，是王蒙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商店买的，底灰色，袖口、衣领、口袋和前襟都镶嵌有淡蓝色的宽绒边，式样新颖，色彩协调，瑞芳很喜欢它，以至到了80年代，她穿上那件风雨衣，仍然觉得样式并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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