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小金鱼上路

　　1963年12月23日，王蒙举家西迁。清晨，作家萧也牧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送行，出版社还派遣了车辆为他们代步。
　　王蒙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68次列车，找好了座位，把精心携带的一瓶小金鱼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窗户，洒泪告别亲朋至友。这时，招来众多的目光。在嘈杂声中，听见有人议论：“还带小金鱼？”
　　是啊，他们四口之家，两个年幼的儿子——五岁的山，三岁的石，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行李包裹。但是金鱼非带不可。那是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且有了自己的家之后添置的。金鱼陪伴着他们，给他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每日茶余饭后，他们观赏它，羡慕它的自由自在。这回西迁，怎能把它舍弃呢？
　　列车疾驰飞奔，把村庄、农户、高高低低地山丘、树叶脱落的树干相继甩在后面。显然，从王蒙多思深沉的眉宇间可以看出，他默默地告别了他的青年时代。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崔瑞芳提出了一个令人心焦的问题。
　　“三五年，顶多十年。”王蒙自信地说。
　　谁料到，这一去就是16年！要把文革十年刨出去，倒也和他预计的相差无几。行驶了24小时的列车在西安停止了。当年，还没有直达车，需要在西安过夜后再换车。翌日，离开车时间仅有三个小时了，王蒙很有兴致地提议去大雁塔。于是，一家人登上了公共汽车。那时，大雁塔还未修缮，破烂不堪，也无人管理。他们只能沿塔的周围和底层观赏。父亲津津有味地向儿子大讲唐僧取经的故事。一看时间不多了，赶紧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直奔火车站。
　　当他们再次坐上西去的列车时，长吁了一口气，险些误点。咣当咣当，列车行驶在茫茫的丘陵与荒山中。王蒙恋恋不舍而又忧患重重的面孔上，流露着对未来的憧憬。要知道，这是他长到29岁第一次离乡背井地远行。
　　妻子不敢正眼看他，他的眼角下仿佛凝聚着晶莹的泪。该轮到她提议了：“让我们唱歌吧！”尽管崔瑞芳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她的执著、热烈和透明，以至天真在许多时候更胜王蒙一头，她是一个宁愿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也不愿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她是王蒙历尽艰辛而不垮的精神支柱。毕竟都是年轻人，车厢里飘荡起略带几分忧伤的歌声，这歌声渐渐地变得激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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