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的担心

　　我最近刚从美国和加拿大回来，很多善意的汉学家担心的不是中国发展不快，而是担心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发展太快很多东西就跟不上，不配套，社会容易发生动荡，容易出问题。我觉得他们讲得很对。1982年我去墨西哥，它的一个很有名气、很活跃的女汉学家，中国名字叫白佩兰。我对她说中国很大，历史很悠久，中国的事得慢慢来，不能性急。她说你这个话和李鸿章多少年前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所说的一模一样，你这个话李鸿章多少年前就说过了。我也没脾气了。她说她不这么看，中国人还有另一面，就是非常喜欢新鲜事物，变得特别快。我一想她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世界就是这样，你经常需要用两点论、三点论来解释它，一点论不够用。从李鸿章到王蒙都说过的话有道理，说中国人善变也不是没道理。你说现在中国人变得快不快？市容市貌、社会风气、食品饮料、服装发型……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北京的小姐说话已不是战斗性很强的红卫兵语气了，也加进了港味儿。对迅速发生的许多变化，人们的看法很不一样。说好的、说坏的、气急败坏的、痛心疾首的、痛不欲生的、认为尚可的、得其所哉的……文坛上的很多争论实际上是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反映。而事实上老百姓对文坛上的这些争论并不十分关心。不信你们回到各省以后去问问，有多少老百姓知道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争论？老百姓的心态也是越来越务实。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能不争，也不能不管，但又不能举国上下人人介入。

　　－－1995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党校，题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话题》的讲话，节选。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