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福气

　　1979年，我们正式调回北京，女儿已经长到十岁了。
　　当我们醒悟到那些年没能对我们的儿子在学习上给予具体的帮助时，觉得现在应该好好地关心女儿的学习了。女儿放学后，王蒙想看看她的作业，女儿不让看。尤其知道她在写作文，王蒙特别想看一看，她在写些什么？也想了解一下她的语文水准。伊欢就是不肯拿出来，说什么也不给看。当时我们是很难过，仔细为孩子想一想，自幼就不在父母身边，我们也没有关心过孩子，现在突然检查起作业来了，孩子是无法接受。责任全在我们这儿，是我们对不住孩子，我们只有自责，只有遗憾。
　　1985年3月26日的傍晚，我和王蒙在筹划着第二天怎样地为伊欢过十五岁的生日。我说：“明日一早我就去北京饭店为女儿买一个生日蛋糕，晚餐时再做几个菜，好好地庆祝一下。”王蒙说：“那敢情好。”
　　27日一早起来，伊欢就宣布：“妈妈，今天我有几位同来，在家吃晚饭，最好您和爸躲一躲，或在你们屋别出来。我们自己会动手做，你们别管。”
　　听了女儿的“安民告示”，我和王蒙交换了一下目光，什么话也没说。我们收起自己的这一片好心，默默地咀嚼这份儿女情。同时我们也高兴，孩子们大了，有他们自己的天地，有他们自己的朋友，跟他的同龄人在一起，显然她是多么的快乐。
　　转眼，我的最小的女儿变成大姑娘了。
　　伊欢读完了中学，在报考哪种类型大学时，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建议她读师范，果然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我们都为她高兴。
#她在大学二年级暑期时，一天晚上，我们母女俩坐在沙发上聊天，说着说着她不说了，我立刻断定她是有话对我讲。在我的温存的引导下，她告诉我说：她已经交了一位男友，他是她的学友，比她高两级，名字叫刘东升……她没料到我是那样地理解她，告诉她应该怎样地去对待，该怎样地珍重那种纯洁的感情。我支持了她，我鼓励了她。
　　这一天，我想了许多，女儿真的长大成人了，我们老了。从女儿这里，我隐约地看见了自己青春的影子。
　　伊欢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职，男友刘东升在北京投资公司工作。他们相识四年后，在1992年的夏季结婚了。女儿有机会在1993年又被派到荷兰海牙进修，她的奖学金等条件相当优越，能与该国本地大学生保持相近的生活水平。他们新婚不久，分居两地，每天必有一封信往来，三天通一次电话。我为他们感情的亲密和浪漫色彩，感到十分慰藉。
　　到了1994年底，伊欢在荷兰学成，获得了硕士学位归来。
　　王蒙时常感慨地说，就是伊欢有福气，两个哥哥哪个也比不上她。
　　我们在1990年10月应新疆作协之邀重回伊梨。在伊宁市街头，我们又走到了当年我生伊欢的联合医院门口，据说那所医院即将拆掉重建。那一年给我接生的妇产科大夫是一位从新疆医学院毕业不久的维吾尔族姑娘，她一边给我检查身体一边不停地翻阅着大厚本的产科学医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名字是不是叫做哈丽黛呢？想起来，伊欢是由维吾尔族的医护人员接的生，伊欢小时候又曾由我的一个同事的姑娘玛依奴尔（汉语的意思是“月光”）照管，她还是民族团结和友谊的象征呢。我们有许多感慨，我们的生活中，值得感慨值得记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