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那么这个家呢？自然全靠我了，方方面面的事我都得管起来；其实未必我能管，很多事情都堆在那里“挂”在那里。我承认在家务事上我是低能，不是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缺乏领导锅碗瓢勺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才能。我更不是一个修养到家的贤妻良母，我可以默默地做很多，只是听不进一点儿埋怨的话，我的忍耐度不算高，有时也会大发脾气。很多人称赞我是位贤内助，我受宠若惊，但不敢当，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并非如此。
　　但是我做了，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投入精力去写作，我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我喜欢整洁，习惯随时随刻把东西放在一定的地方，希望想有个整齐、卫生、美观的环境，使生活舒适，工作有条不紊。只是在我家，整洁保持不住两分钟，常常是边整理边受到破坏。书籍本是我家的财富，也是惟一的财富，已经占满了十几个书柜，加上近几年来，各地的报刊出版物雪片似的飞来，在我这堆积成山、成灾。每天邮件一大摞，我一件一件地拆封之后，分门别类地放好，分清哪些是急需处理的，哪些是有保存价值的。我向王蒙交代之后，不多功夫再一看，总是大吃一惊：有用的和没用的混在一起，而且报纸在地上、在沙发上、在茶几上支成一座座的小帐逢。只要是我交给他手里的东西，准丢，一来二去我也没脾气了。他写作起来，是有目不能视，有耳不能闻，一切都不管不顾的，只要有一席立足之地，旁边再脏、再乱他也是看不见的。
　　他也曾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写作过。我们才迁回北京，暂住在北池子市文化局招待所，一间六平方米房子。窗户外是个公共场所，放一台电视，每天晚上，旅客集中在此地，电视声和旅客的说笑声形成混合交响乐；而我们的住房门前是公共盥洗室，“哗哗”的水声从凌晨到午夜几无停息。一般的人别说是写作，就是在那里停留一会儿也是不肯的。而正值烈日炎炎的夏季，王蒙那样子的确叫汗流浃背了，他只好光着膀子埋头写作，可形容为赤膊上阵，他的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夜的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让我还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而且不知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家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我若是少说一句话，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这实在令我痛心疾首。
　　那么约好了人来取稿件，或是有客人来时，我送水倒茶啊，迎来送往啊，这都没什么难的。——当然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对于车水马龙的生活，对于不速之客，我有时候也实在是应接不暇。另外，我常为家中的混乱感到难为情，我感到自己太无能。有时我想，家中有这么多“乱源”，就是有八个保姆也是伺候不过来的。这些事，使我很累心。
　　为了这个家，为了王蒙能多出成绩，我做出了很多牺牲——这个词儿我不大用，暂且称“牺牲”吧！
　　1979年我返回北京后，本可做更多的工作，或换一种我最喜欢做的工作，但是我没有，我仍回中学，而且去了一个比较一般的七十二中学教书。我拒绝接受教高中三年级的课程，那需要把关，我没那份精力。有时，我在批改作业时，忽地想起家里的一大堆事在等我做呢！在第一次调工资时，不是全部人都可调，我表现出一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姿态，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堆废话，目的是谦让，不要给我调，让给别人。——这样大大地减轻了校领导的困境，他们是求之不得。可以理解，只给部分人长工资也是很头疼的事。——这样做，当时在全校大概我是独一份，在北京市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一次错过了，一错再错，在以后的调资过程里，我总比和我的情况相同的人低三级。这是活该！谁让你谦让呢？你为什么不去争？凭良心而论，我并不是雷锋，当时我在想：我为王蒙做了许多，我的心在王蒙那里，这边不论我自己在工作上的功劳有多大，失去多少，也就算了。我一点儿都没考虑到我自己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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