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的大名，我早在上初中时便很熟悉了，因为他不仅曾任山东省委书记，而且是位大书法家。但真正有缘认识他，并在书法上得到他赐教，却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1967年8月的一天，舒同被山东师范学院一个叫“冲锋号”红卫兵组织从山西揪来，关在体育系宿舍楼的地下室里。那时，我是师范学院英语系物理学，平时常与几名爱好书法的同学一块摹舒同的字。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下着大雨，我们五六个人相约去看舒同，碰巧看管舒同的红卫兵不在，我们便顺利地进入了地下室。有间屋子的门上贴着“打倒三反分子舒同”的标语，“舒同”二字用红墨水打了个叉，我们知道这是关押舒同的房间，便轻轻地推开门，只见一位身材不高，留着寸，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200瓦的大灯泡下挥汗书写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用的是写大字报的普通白纸和廉价的大号毛笔，墨汁盛在一只大白碗里。见我们进来，他停住笔客气地让座，说：“小将们让我写毛主席诗词。”我们都会意地笑了。我说：“您写吧，我们是来玩的。”他便接着写，龙飞凤舞，字字苍劲，正是我们所熟悉的舒同字体，他一连写了三张才搁笔。

　　起初，他对我们不了解，说话很小心。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他，造反派都是“响当当硬梆梆”的“红五类”，很神气，我们几个都是“黑五类”。造反派与我们界线分明，不让我们参加他们的活动，我们只好每天到图书馆去看书、写字。其中还讲了造反头目的一些笑话，如把“红彤彤”念成“红丹丹”之类，舒同哑然失笑。谈了一阵，他对我们不再戒备了。那天，他谈了好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不要消沉；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一定会将这场运动引上正确的轨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讲政策，不能乱来；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绝大多数青年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最后，他还引用了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的名句“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教育我们要有独立见解，不可盲目随大流。一席交流，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家认为，他有远见卓识，而且平易近人，非常关心青年一代，不愧是党的高级干部。

　　第二天下午，我独自来到地下室。恰好看管舒同的是我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我便径直进了舒同的房间。舒同正面对着墙壁活动身体，听到门响，他转过头来，见是我，很高兴，马上请我坐上。他桌上摊着一叠横格双线稿纸，钢笑横躺在稿纸上，一个字也未写。我问他：“他们没为难您吧？”他说：“那个头目很凶，要我交待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山东工作时的‘罪行’，揭发谭启龙，承认当时山东省委把王效禹打成右派打错了。”我说：“这可能是秉承王效禹的旨意。”他说：“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原则，三是检讨错误。我只有工作方面的错误，绝没有‘三反’罪行，搞逼供信也搞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又谈了些别的。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有点拉肚子，但不是痢疾。我就到院卫生科去要药，等我回来时，房间里聚了八九个同学，舒同正挥笔写毛主席诗词。我知道这些同学是来索字的，便把药往桌子一放，大声说：“医生让你赶快服药，否则，再拉下去，人就会脱水！”那些人赶紧说：“我们不知道您拉肚子，对不起，以后再写吧！”他们退出了房间。舒同说：“你不怕他们找你麻烦？这里面有三四个红卫兵呢。”我说：“来您这儿的，都是仰慕您的书法的，他们不会为难您。您身体好的时候可以写，身体不好时，对他们明说，他们会体谅您。”舍同这才放心了。

　　舒同吃了药，我让他卧床休息。为了不让人打扰他，我让看门的女同学对来人一律挡驾。

　　从此，我几乎天天去舒同的房间，有时帮他提水、打饭，有时帮他买点日用品或吃的东西，还帮他发过几封信。自然，他也在书法上对我进行指点。他不让我练他的字体，建议写行草。他说我似乎更适合学习行草。

　　舒同在山东挨批斗期间，应学生之请，书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诗词，但一律未加题款，也没有署名。普通同学来索字，他是有求必应；而对那些态度蛮横逼他写字的人，他以种种理由推托。因而有的红卫兵头目不得不托普通同学去索字。

　　舒同被揪到山东后，前一个多月未拉出去批斗，被关在地下室里写交待材料。其间，他曾不止一次向我询问谭启龙的情况，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他总说，谭启龙是红小鬼，是好同志，毛主席了解他，他一定会得到毛主席保护的。

　　舒同的批斗会，我大多都去旁听了。他每次都带着笔记本，对一些人的发言作扼要记录。他对自己任中共山东省书记时的错误，自我批评很诚恳，从不推卸责任。但对那些不顾事实胡乱“揭发”原山东省委“罪行”的言论，他旗帜鲜明地给予驳斥，而对于诬蔑他个人的不实之词，则轻蔑地一笑置之，并不辩解。对谭启龙，无论造反派怎样威逼，他始终不说一个字。

　　有一次，在批斗会上，造反派头目要他承认山东省委当年把王效禹打成右派打错了。他朗声宣称：“山东省委当年可能打错了不少右派。但王效禹决没有打错，王效禹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一言既出，四座皆惊。自然，他付出了代价，受了皮肉之苦。造反派头目当场对他拳打脚踢，他几乎都站立不住了。会后，与会者（包括一些红卫兵）很佩服舒同的原则性和骨气。当晚我去看他，埋怨他不该硬干，他不以为然地说：“大不了王效禹把我关进班房里去！你等着瞧，别看他现在不可一世，他长不了，毛主席早晚会发现他不是好东西。”果然，王效禹两三年后就倒台了。

　　这次批斗会后，造反派对舒同的批斗升级了。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有时竟一天批斗三次，而且，看管也严了，不允许外人与舒同接触，我只能趁我的女同学值班时去看他。我一去，他便与我谈书法，有时让我写给他看，他作点评，有时他给我示范某个字怎么写。在他的指点下，我的行草水平进步很快。
1968年6月初，舒同被山西方面要回去了。由于事前没有任何消息，走得突然，来不及通知我，他让女同学带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他的一个朋友的地址。在那个年代，我也不知道他回到山西吉凶如何，故一直未写过信。

　　粉碎“四人帮”后，从报上看到他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甚感欣慰，曾几次动过给他写信的念头，但考虑到他工作忙，再者又没什么事，不想打搅他，便始终未动笔。

　　现在，斯人已作古，但其作品与精神将长驻人间。每当我欣赏舒同书法时，他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每念及曾在书法上得到他指教，更是感到不胜荣幸！　

　　　　　　　　　　　　　　　　　　　　 　　　　　　---摘自《美术报》
　　　　　　　　　　　　　　　　　　　　　　　　 　　　2002.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