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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诗、画结合，对意境追求的阶段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的写意山水园
 从我国古代园林发展史看，这一时期，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阶段。它奠定了我国古代私家园林的基本风格和"诗情画意"的写意境界，并转而深刻地影响了皇家园林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以后，私家园林中"文人隐逸园"异军突起，这是由于东汉以来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不安，给人们带来的消极悲观情绪，滋长了及时行乐的思想，有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叹喟。皇室与士族的明争暗斗，荣辱生死没有保障。统治者于是荒淫奢靡成风，大量敛聚财富，享乐斗富而大兴园林之风。同时，士大夫出于愤世嫉俗，而玩世不恭，醉心老庄哲学及玄学，清谈不拘礼法，任性放荡，寻求刺激。他们常常饮酒、修禊，服散，寄情山水，把心中的不满吐向大自然，滋长了隐逸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又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漫延，从而激发了文人园的兴起。
统治者的斗富同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思想，推动了完全不同的两类园林的形成。前者，著名的有西晋石崇的"金谷园"，这是一处"别墅园"（或园林化庄园）。此外，张伦宅园也是这一时期十分著名的园林，是一处"市隐园"。
后者，著名的有北周庚信《小园赋》中提到的那座小园林：又如南朝"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徐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游玩之适，一时之盛�"（《宋史·徐湛之传》）。这几座南朝园林，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即文人园开始向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发展。他们不是为了悦目才去建造林园，而是为了静心、息性、寄情，才不疲园林的经营。在他们眼里山、水、花、树、风、月已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了，都已成了老庄哲学中"恬静无欲"最好的注脚，都已被人格化了，都同他们一起愤世嫉俗，心心相印了，能给他们以藉慰的须庚不可分离的知音了。于是，在他们思想里，不是去占有山水，而是赋予山水以情感，同山水同在（或同呼吸）。观察山水的角度变了，对山水的发掘也就不同了，即所谓："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招隐诗》）便是对他们新的开拓的最深层的揭示。
 隋、唐两代，特别是在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中，酷爱园林的风气依旧十分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两晋、南北朝以来"文人园"在给予知识分子精神寄托和心灵净化上，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成为一种传统风尚的缘故：另一方面在唐代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发达，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的社会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态是积极的，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挤身仕途，建立功业的机会，企望一登龙门，而身价百倍。于此同时，他们又有感于心力的疲惫，宦海沉浮的无据而向往"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意"的既不脱离功业、仕途，又能享受山林野趣洗礼的"中隐"生活。这种两全的抉择可能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这一时期，不少诗人和画家参与了造园活动。涌现出不少杰出的"造园艺术家"。他们按照自己熟悉的诗论或画论来建造园林，推动了造园理论的深化和确立。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一位是诗人兼画家的王维；一位是大诗人白居易。
王维曾作"辋川别业"。他以诗人的激情，画家的机敏赋予"辋川别业"及其周边自然景观以人文色彩。从而使别业脱去简单的自然山水的外表。如果说王维的辋川别业是一座根植于自然风景区里的"别墅园"，那么白居易在洛阳的私园却是一座典型的人工"市隐宅园"。从这些众多的私家园林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造园宗旨将入画、入诗、入情、入趣作为追求的终极目的，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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