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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学书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他主张写碑,而不赞成临贴。我体会他的意思是,毛笔写字本来就容易弱,再临摹手写的贴,就易趋于萎靡。碑经过刀刻在石头上,字体刚劲,临摹时骨架挺拔,便于初学。有时我将自己写的字请叶先生指教,他鼓励我继续写褚遂良的《阴符经》。本来《阴符经》是叶老收藏的,为海内孤本。后来叶把《阴符经》分给了侄子叶公超。这本《阴符经》台湾曾经影印过。在叶恭绰先生的教导下,我还写木简、汉碑额、倪云林(元朝画家)的书法和唐人写经,这对我晚年的字都有相当影响。


动乱中的监狱生活     

  在我的书法生涯中,还有最值得回味的一段经历――十年动乱中的监狱生活。一九六八年,我受“监护”被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除了极少数的政治书籍外,纸和笔都没有,长年累月,无所事事,无聊极了。一个人长久寂静,没有事做,脑子就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就像大海里的波涛翻滚不停。环境越静,思想活动越激烈。我有个习惯,不因生死烦恼,坐监,倒霉,反正就是如此,不犯愁。
  当时我想得最多、最经常的,还是写字。在这万籁俱寂的日子,好多次看到我房间地面上渗出来的一条条水痕,自然流畅,我想,以后有机会写字笔划这样写就好了;有时我看着水泥地面上的裂纹,用手指顺势描绘,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字应当这样写,利用这个章法就好了。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成天想的是这些,感到颇不寂寞。

从此我就写我自己的风格     

  清朝书法家伊秉绶的隶书,写得有规矩,又有变化,可以说是清代第一位大书家。从监狱出来以后,我曾专门写伊秉绶,并且经常和张正宇一道切磋研究。张正宇对我说:“你写伊秉绶,我不写伊秉绶,我们比赛!”
  后来,我感到很痛苦,写伊秉绶写死了,写来写去离不开他的风格,跳不出他的路子。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写字了,索性扔掉。之后,我将伊秉绶的隶书,掺入篆书,这样开创了自己的路子,算是走出个人的情趣。从此我就写我自己的风格。
  过去我不敢写大字,只写小字;别人叫我写,也很为难。现在有勇气撒开手来写了。我在书法方面或者说有些收获,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反正积累了那么久,六十多年了,忽然间有一点领悟,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谁叫你会写呢     

  现在我是全国书协理事,“中山书画社”副社长,八十年代以后,我去过几次日本进行书法交流。在香港,我也举行多次展览。
  近年在韩国、台湾、德国的科隆、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展览。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及德国的几家博物馆,都收藏了我的书法作品。
  过去有人要我写字,觉得很得意,写字是过瘾的事,但后来写字却是个负担,什么都得写,你不想写也得写,还要限时交。谁叫你会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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