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秋我被分配到承德地委党校当教员，转粮食关系时，我注意到定量由当学生时的三十二斤，变为每月二十九斤。我问为什么，回答说教员是干部，是脑力劳动，没资格高质量。对此，我很紧张。我身强体壮，饭量颇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顿就能吃下去。于是，我赶紧给天津家中写信，请求支援粮票。 　　半个月后，救命的粮票寄来了，我进食堂才胆壮一些，才敢站在圆桌边上吃。先前都是端回宿舍，怕守着售饭小窗口控制不住自己，当知青时有米一锅有菜一灶的作风很难改，一放开肚皮就全不顾了。每当我拿着粮票换饭票，拿着饭票、钱票去排队买饭，我心里最羡慕的就是伙房大师傅了，他们可以在旁人吃完之后，守着一大洗脸盆菜可够吃。馒头在大笸箩里，跟抓地里的石头一样方便。我心中忿忿不平，我虽然是教员，但经常得去地里干活，伙房师傅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凭啥定量高，交的少，还随便吃？于是，我很想改行当大师傅。后来，食堂管理员用十几斤粮票做诱饵，把一个女打字员给勾引上了。气愤之余，断然打消改行的念头，宁愿吃不饱，也当教员。当时大讲精神变物质，我教哲学，备着课肚子叫，就在稿纸上画粮票，一斤拾斤到一百斤画成一摞一摞的。教研室主任问你这是干啥呢？我说我正琢磨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呢。